首先，我们把民间金融（借贷）称为“原始金融”，民间金融是早在西周春秋时期就存在的金融形态，《周礼》有记载“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同时，可以把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阶段称为“近代金融”，而把券商等投资银行机构主导的直接金融阶段称为“现代金融”。
美国经历了“原始——近代——现代”的金融发展路径，而目前我国民间金融高度发达、银行统帅的正规金融部队依然势力强大，由投行主导的大资产管理行业刚刚起步，看来似乎是兼具了原始、近代和现代金融三种阶段的特征和表现。
由此，目前我国的金融正处于三种阶段并存、叠加作用的“三叠纪”时期。
在我国，金融业是以商业银行为核心的。以银行体系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金融生态。近年来，对银行的监管日益趋严，尤其是对资本的约束加强，导致影子银行体系的其他机构纷纷跳上舞台，争相充当银行的影子，为银行逃避监管提供各种通道，以赚取微薄利润和所谓资产管理规模以求生存。
最近的几年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尤其是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以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固定收益产品市场发展迅速，直接金融的比重逐年提升。但是仔细检视这样的直接金融背后的市场逻辑，固定收益市场的发展仍然是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为主，通常它们的承销发行基本也由银行进行，券商仅是少数参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投资者基本也是由银行构成或主导的。这样的直接金融比例的提高，并没有使中国的金融体系发生本质变化，也没有对提升中国金融的治理能力有多大的作用，只是收益和风险在银行体系内的再分配而已。
直接金融的本质应该是市场化的治理，是在于资源配置权力的分散，在于金融市场的开放，在于各类金融机构的自由竞争。
但是，目前中国信用体系未完备的情况下，全面开放银行业将带来的道德风险和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是监管层所无法预料的。在短时间内，开放银行业彻底改变这种交易模式还不现实，这可能在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完成时才能实现。
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有个重要的现象就是金融脱媒，以及在这种形势下固定收益类型资产管理行业的兴起。而这样的兴起，是真正让资金摆脱银行业的过度依赖，将风险和收益交还给整个社会。
在中国，融资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中国特色的准金融机构发挥着重要的阶段性作用，而互联网金融如火如荼的盛景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可供中国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选择的金融资产或产品相对有限。加之我国个人居民投资者的储蓄观念强烈，思维方式的独立性相对不高，从而让普通老百姓的投资风险意识处于较低的水平，更多的是抱以投机、侥幸地心理，尤其在股票投资方面。
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资产管理行业遇到了很严重的问题，即资产管理人无法仅仅履行资产管理职责，还迎合需要为资管项目提供显性或隐性的背书，也就是“刚性兑付”。
“刚性兑付”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风险问题的“简单粗暴”的方法。市场治理、中介治理、层级治理，都没有刚性兑付来得直接、有效。老百姓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虽然是“非保本”的，但通常均保本，而且基本保收益；高净值人群购买的信托及其他资管计划，绝大多数情况下，遇到项目方违约时，作为管理人的信托公司和证券公司往往会先行垫付。金融机构之间的同业业务也充斥着各种“刚性兑付”，承诺兜底、抽屉协议、阴阳协议等等，为的是迅速达成业务，做成规模。
刚性兑付是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尽管包括从业者和监管方在内的所有人都意识到，刚性兑付必须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的风险定价。但是在最近的资管新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号）正式出台之前，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或机构主动真正地跳出来打破该局面。原因就在于，要破局，必须所有机构一起来破；不然有人破，有人不破，不破的机构必定得利，而破除刚兑的机构可能因投资者有损失预期而流失用户。
而参照美国，联邦层面的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就有相应的投资者的保护条款，对相关产品的信息披露极端重视；各州也有针对投资者适当性的特别要求。而中国的金融市场几乎完全是由国有经济来主导的，民营经济处于极度边缘化的地位。这样的二元格局也形成了金融资源价格的双轨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巨大的融资成本的差异，一方面是风险溢价产生，另一方面是金融市场的二元性导致的价格双轨。
由于主体信用相对不高，民营经济体很难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渠道满足其融资需求，且前述银行主导的固定收益市场同样也是大型企业的乐园，所以民营经济体只能依赖民间借贷市场。而民间借贷所能提供的金融资源供给极其有限，从而价格高昂，甚至远远超过企业的业务毛利率。这种情形与美国有很大的差异。美国资产证券化技术和业务的成熟，使得主体信用不佳的小企业可以将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通过结构化、证券化的手段出售，从而得到融资。
就在上述“三叠纪”时期的中国金融土壤上，积累了庞大的高净值人群和家族财富管理服务需求群体。同时，互联网又悄然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中国客户已养成线上支付的习惯，奠定数字财富管理的转型基础。早年间，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通过大范围的市场营销，已逐步培养起中国客户依赖手机客户端逬行线上支付的习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纵观全球，中国客户线上支付比例远超其他国家。截至2017年6月，中国使用线上支付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5.11亿，中国网民使用线上支付的比例已经达到68%。[ 见BCG. 全球数字财富管理报告2018 [R]. 2018.05. P19]如今在一、二线城市的街头超市中，已经很少见到顾客持现金购买商品；在中国的老外们也早已习惯中国一个手机走天下的便利而无法适应回国后的支付效率低下。很显然，支付作为财富管理的重要环节，其线上化基础将有力推动财富管理整体向数字化方向转型。
笔者转型律师以前所供职的国内知名互联网金融平台数据表明，平台活跃的投资者恰恰并非资金量有限的普通投资人群，而是资产规模在50-100万以上中产阶层或高净值人群。
BCG和兴业银行的联合调研显示，在互联网大潮席卷中国的当下，高净值人群正逐渐步入“数字一代”：近80%的中国高净值人士正在使用数字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在尚未使用的人群中，35%的人明确表示愿意尝试。在已使用的数字化产品服务的人群中，与“互联网金融主要服务屌丝”的印象相悖——36%的高净值人士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P2P和众筹等以服务“长尾”客户著称的电子化产品也受到了超过10%的高净值客户的欢迎。
上图来源于2015年BCG和兴业银行开展的高净值客户调研，样本总量1265名，分布于中国18个省市自治区。可见，在高净值人群的家族财富管理中，定制化投资建议和在线交易，是未来可实现的数字化功能中吸引力最强的。
西方成熟市场的私人银行等家族财富管理机构已屹立于市场几个世纪，对于主要以继承而来的财富传承服务和管理体系已相当成熟。而在我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上，“创一代”“富一代”等新兴富裕人群还是财富管理的主要对象，如火如荼发展中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正受到了互联网的影响。不光本文前述的“三叠纪”的金融大环境作用，国内各个领域的意识、文化以及业务实践层面，都开始出现了“私密、面对面、专享和定向”的传统家族财富管理与“开放、虚拟、实时和信息共享”的互联网的碰撞和融合[ 见BCG.中国私人银行2015 [R]. 2015. 08. P33]，用户慢慢能够接受在Pad上听着顾问的讲解管理自己的财富。
云计算等技术使基础设施在计算能力、及时性与成本等各个维度不断优化；大数据为客户的精准分析提供利器；社交平台的延伸与完善为高净值客户高效而便捷的沟通提供基础。通过上述技术，互联网金融平台可以围绕高净值客户需求，“端到端”地全面重塑互动流程。
2010年，世界上最古老的瑞士私人银行Wegelin&Co.启动了网络银行Netto Bank，旨在为年龄在40-50岁左右的高净值客户提供在线需求评估，并为其自动匹配产品和配置建议。[ 见BCG.中国私人银行2015 [R]. 2015. 08. P28]
随着“资管新政”对刚性兑付的逐步打破，过去对财富管理机构“too big to fall”（大不可倒）的那种“大机构出身论”的信任根基可能将受到动摇。尤其是家族财富管理机构，需要真正为客户提供恰当的产品、妥善管好风险，使之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互联网和科技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可能将成为重要的力量，它能帮助机构更好地“了解你的客户”（KYC），更透明地揭示各类投资产品的风险和相关信息，从而进行合理的资产配置。一言以蔽之，互联网和科技要在上述传统模式下，建立起机构与客户之间的新型信任机制。
虽然互联网背景下似乎一切的速度加快了、效率提高了，但相信，在家族财富管理中，对于专业顾问的需求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完全被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所替代。新背景下这个行业的探索者，就会面临如何与传统展开竞争的问题。数字化和互联网工具给了我们更加开放的选择，可以赋予客户选择自己想要合作的机构的权利，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专业人士或机构入驻、来为客户提供服务。就像美国嘉信（Charles Schwab），它为外部独立注册投资顾问开发了经纪人平台，为经纪人和客户的联系搭建了桥梁，从一个折扣券商起步，成为了全美排名前列的一站式财富管理平台。[ 见BCG. 全球数字财富管理报告2018 [R]. 2018.05. P38]
按照笔者的理解，移投行IBKFO事实上就是这样新背景下的探索和实践——开放式的专家智库和产品平台，整合了传统分散在不同专业领域的资源，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迅速布局、发展。
